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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法兰克福和他的牛书《论屁话》

                              好孩子

       几星期前，《纽约时报》周刊上黛博拉·所罗门对哈里 · 法兰克福的采访让人笑翻。这位七十七岁的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哲学教授坦承三十六岁时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领养的。下面是黛博拉 ? 所罗门和哈里·法兰克福的对话：

       黛博拉：能否简单谈谈你的童年？

       哈里：我在布鲁克林和巴尔的摩长大。父亲是记账员。我三十六岁时，母亲告诉我我是领养的。

       黛博拉：为什么她要等那么长时间才告诉你？

       哈里：她声称我六岁时她就想告诉我是领养的，但据她的说法，我堵住耳朵不听。所以她就去找医生。医生说：“那就等一年吧。等他七岁时，他也许就愿意听了”。等我七岁时，她再一次想告诉我，但我还是不听。这样一等就是二十九年，一直到我三十六岁。

       这也许是开玩笑。哈里以治道德哲学闻名哲学界。探索和检验真理是这位老先生的专业，也是他的工作。

       去年，哈里·法兰克福以一本巴掌大小，六十多页的小书《论屁话》（On BULLshit）一举成为亚马孙十大畅销作家之一。哈里从此一夜成名天下知，上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受采访，不亦乐乎。今年又推出另一本小书《论真理》，据说比《论屁话》只多二十多页。

       《论屁话》是本牛书，一年之内已销四十多万册，被翻成二十五种语言。这书如此受欢迎，不仅因为书名抓人眼球，更重要的是，这本出自专业哲学家的小书触及了现代社会中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屁话连篇的文化之中。

       和书名的调侃色彩不同，《论屁话》实是一本警世哲学之作。

       哈里开宗明义：“我们文化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屁话太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并加入自己的一份。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大多数人自信有能力识别什么是屁话，并能避免受其影响。因此，这种现象从未引起过多的注意，也没人深究”。从词义分析入手，哈里接着层层推导比较，最后得出，屁话，事实上比谎言对社会更具危险性。如果说撒谎者还知道有真理存在，那屁话者则根本不关心世上有无真理。而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屁话远比谎言宽容。这种态度导致了社会对真理的普遍冷漠和忽视。

       这本小小的册子原是哈里八十年代在耶鲁任教时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试图从哲学角度对屁话的本质和功能做出研究。八十年代的耶鲁正是后现代文学理论的重镇。法国那位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此时正在耶鲁。哈里的这篇文章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据哈里说，文章发表后，一位耶鲁的物理教授告诉哈里，耶鲁是这篇文章最理想的写作之地，因为耶鲁真是全世界的屁话之都。

       如今这篇文章以书的形式重新出版，并很快畅销。我想一是因为在一个网络电视等各种媒体日益发达，广告推销已成日常的世界里，屁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二是这数量惊人的屁话给世界造成的严重恶果正渐渐为世人所认识。对于美国人来说，最近的例子恐怕就是9/11以后发生的那场愚蠢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旷日持久，伤命伤财的战争可以说是政客的谎言和主流媒体的屁话共同造成的。而主流媒体制造的屁话所造成的危害恐怕还较政客们的谎言为甚。如果《论屁话》这本小书能够使人们对屁话的危险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我想哈里这位三十六岁才知道自己被领养的老哲学家会高兴的。

       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问哈里，是不是一百年以前的屁话比现在要少得多？哈里说是。主持人又问为什么。哈里想了想说，恐怕是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里，什么都需要推销，屁话主要的功能之一正在于此。这话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那位前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最近几年在中国的演讲。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北卡   风入林

                                             现代“聊斋”

                                               --观国内电视连续剧有感

                                                  好孩子            

        这些年，陆陆续续看了不少国内电视连续剧，古装的现代的都有。看国产电视连续剧好比吃中式自助餐——明知对精神肉体都有害，过一阵又借来看。看多了，有了些感想，写出来给大家看。

　　先说古装戏。古装戏看了两部：《大宅门》和《汉武大帝》。《大宅门》前六集精彩纷呈，饱满紧凑，剧本和演技都上乘。但越往下越拖沓松弛，失了元气。这恐怕是电视连续剧的先天性通病——数量和质量难以两全。

　　《汉武大帝》看到景帝就看不下去。不是焦晃演得不好，而是演得太好。看不下去是因为我对帝王有抵触。无论是假帝王还是真帝王，看了有生理反应 ——打胃里不舒服。为此，还和一个一起看的朋友闹不开心。朋友觉得这本来就是电视连续剧，何必认真？朋友说的也是，但我就是看不得有人喊“皇上万岁”，有人叫“奴才该死”。

　　当然，帝王戏不是不可以拍，关键是怎么拍。港台以前拍过不少有帝王的片子，但大多是戏说。把帝王当古人，和以前的帝王平起平坐，可以开玩笑；既不想揭竿而起，取而代之，也不愿趴在地上，自打嘴巴喊“奴才该死”。这是市民社会的标志，平民有自己的生计和前途。相比之下，《汉武大帝》却是想为汉代的帝王竖现代的碑，是正说，是“央视”说。剧中对皇权的沉迷，把玩，击赏，窥视，忧心如焚，心领神会，令人不得不对该剧做出庸俗的社会政治学诠释。

　　王蒙和魏明伦去年对《汉武大帝》有很清醒的议论。王蒙认为里面的封建思想太多——对帝王美化过多，甚至夸汉武帝“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与历史不符。王蒙还说，这种媚俗的文化直接讨好了某些男人唯我独尊、三妻四妾的龌龊内心（引自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北京晚报》）。魏明伦则更主张“扫皇”。

　　现代戏看得多一点。最早看的是《一年又一年》，朋友推荐。二十一集，二十年历史，两天看完，看得昏天黑地，时光倒错。这是来美后第一次碰国产电视连续剧。剧中二十年，除八九年含糊带过，每年一首电影插曲。差不多首首会唱。想想当年真是贫乏。没什么娱乐，一部电影可以记那么久。

　　以后零零碎碎地又看了一些：靠快进看完的计有《让爱作主》，《牵手》，《来来往往》，《永不瞑目》，《玉观音》，和最近刚看的《血色浪漫》。还有些看了几集，中途便放弃，如《中国式离婚》等。

　　这些电视连续剧串起来看，可以说是一部现代《聊斋》，专哄男人开心，给男人下药。尤其是《血色浪漫》，把一个毫无责任心的极度自恋的北京大院里的小混混演成一个女见女爱的英雄。《聊斋》里的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加起来就是男人对女人的“白日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上床能浪，下床能琴棋书画。最重要的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留麻烦。《聊斋志异》几百年经久不衰，除了文字好，故事好以外，关键的还是暗合了不少落魄文人的绮梦。这可以从现在的国产电视连续剧里看出来。

　　近几年来，不少在美居住很久的中国中年人，纷纷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回国发展，除事业的考虑外，有些恐怕是国内的电视连续剧看多了。

　　电视连续剧无疑是目前中国最大众的文化。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个社会思想水平和心态的集中反映，那么恕我直言，中国现在的社会大概还在中华民国以前。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北卡风入林斋〕

                                                 
                  谈 　 　 余 　 　 华

                                                        好孩子

      第一次听见余华大概是在九二九三年间。我和前妻住聂华苓家。聂老师长女薇薇带儿子从北京来爱城聂老师家度暑假。吃饭的时候，听薇薇说起余华。薇薇学文学出身，周策纵的学生，博士论文写的是张恨水，后改行在家相夫教子，随做外交官的德国丈夫全世界跑，当时驻北京。薇薇对北京文坛的动态时时关注，时时传达。我近水楼台，这样知道了余华。当时余华恐怕是刚出头，薇薇口气里充满了发现新人的喜悦和激动，象宣告，又象是打赌。意思是：注意余华这个人。

　　二零零一年夏天，我一人从爱城来到北卡。人比行李先到。新租的房间里徒有四壁：没电视，没电脑，没电话。夜深人静时，独躺灯下，颇无聊。幸亏随身带了两本封面破烂的《收获》。这阅读时代留下的旧习帮我度过了初到新地时最烦躁的头几天。一本《收获》里有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另一本里有宗璞《东藏记》，但不全。这是我第一次读余华，也是第一次读宗璞。我一下被《许三观卖血记》开头几句简单得如同汉译《圣经》里的句子给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原先的烦躁心情消失了。小说流畅，元素齐全，很好读，尤其是对话，机智腾活。读完《许三观卖血记》，再读《东藏记》。《东藏记》虽不全，但两代作家对比已非常鲜明。当下的感觉是，如果把这两部长篇翻成西文，《许三观卖血记》好翻，但《东藏记》恐怕不易。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余华为兰登书屋刚出的英译本《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应邀来杜克大学演讲。演讲前一天是周日，中午，我在杜克大学附近第九街一家常去的小书店里碰巧遇上余华和他的夫人。陪同的两位，我认识，余华是第一次见。我从座位上站起，上前打招呼。陪同的一位在一旁给我们介绍。余华和太太一人一身休闲服，余华穿的是猎装，太太好象染了发，夫妻俩肩并肩站着，看起来很青春，不象夫妻，倒象是同学。估计是刚吃了午饭，喝了酒，余华满脸通红。我伸手去握，一边说：“是不是喝酒了？”象是见了老朋友。余华说“是，是，刚吃了饭”。余华一开口象诗人孟浪，吓我一跳，同时有遇见同代人的亲切。这时，一位店员手里拿着本书走过来，告诉余华说他的书他们已经摆出来了。余华没听懂，以为要他签字，伸手要笔。这下轮到店员不懂，愣在那儿。于是余华用中文一字一句耐心而客气地对店员说：“你是不是要签字？我可以给你签”。比划了一阵，店员懂了，赶紧去拿笔给他签。

　　第二天下午余华在杜克新建的富兰克林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演讲。到会者约六，七十人。余华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的真实？”。事先写好的中文稿。一位文化人类学系的中国女研究生在一旁做翻译。余华一句句念中文，女研究生一句句翻成英文。余华的中文稿猛一听似不易懂，但一翻成英文就很容易——几乎常识。原因是讲稿里用的都是西典。这好比洋人用中典。洋人读着可能觉得挺玄，一翻成中文，就跟成语一般。这也许是余华始所未料的。

　　我坐在下面听，感触良多。这恐怕是这一代作家的集体状况：一边读翻译，一边写作。我把他们称作“读翻译的一代作家”。当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恐怕没有一位不是一边读翻译，一边写作的。所不同是，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的作家，大概不会再象这代作家一样，对翻译作品有那么大的倚赖性。而这种倚赖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自觉的，或者是心照不宣的。在这一代的作家中，据我所知，只有王小波一人公开地将自己的文学师承归于翻译作品，充分肯定了那些优秀翻译家们为现代汉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第一次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向那些翻译家们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这是王小波的可敬可爱之处。

　　演讲以后是提问。余华很随和，开了不少玩笑。一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向他表达了敬意。其中一位从台湾来的女生说，你的小说好像很深刻，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这样的问题，余华估计已听过不止一次。余华是怎么回答的我已记不起来。但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学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学生问：你为什么写《活着》？这样的问题，余华恐怕也不止一次被问过，应该有现成的正式答案。但为了活跃气氛，余华开了一个玩笑，回答说，那是因为有一天夜里做梦做到“活着”这两个汉字，第二天早上醒来，这两个字还在，所以我就写出来了。全堂哄笑。不想这学生又问：“现在这书翻成了英文，如果我们做梦那会是哪两个字呢？”余华一时答不上。

〔二零零六年二月四日北卡风入林斋〕

                              梦中击鼓

                           好孩子

      前日做梦，在梦中击鼓。鼓是西安大雁塔礼品店花六十元人民币买来的红色小牛皮鼓。我在梦中一记一记敲，鼓声散漫，清脆。醒来时已是早上。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得满地都是。

     今年暑假，回国走了一些地方：上海，南京，杭州，北京，西安，大同，平遥，太原，昆明，大理和丽江。其中，上海是路过；南京是探亲；杭州看小张；北京是教书；西安，大同，平遥，太原，昆明，大理和丽江是带学生旅游。前后三个半月。

　　最喜是杭州。我住在浙大玉泉校区小张的宿舍里。上午小张去上课，我睡懒觉到十点。起来后去校门外的报摊买一份《钱江晚报》，然后去“知味观” 吃早点。下午和小张去逛西湖，喝茶，一直到晚上。杭州的茶好，茶食丰富，而且便宜。我和小张灯下对面对坐，喝茶到深夜。五月底的天气，乍热未热之时，但湖里的睡莲已经开了花。晚上有蚊虫，沿湖的长椅上坐着人，坐着我和小张，月光洒在湖面上，洒在白堤上。湖中的三泉映月和远处的北高峰都在月光下。等我们老了，我们就回来，在西湖边坐坐，我对小张说，带一些防蚊油和一把扇子。

　　一天，我在校园里迷了路，找不到学校大门。小张在上课。我从学校这头走到那头，在路上匆匆忙忙的上下课的学生人流中象个刚回国的海外华侨不知所措。正欲开口问人，却看到了毛主席。我看见毛主席高高大大地站在那儿，左手拿着帽子，右手高举着向人群示意——那正是大门的方向。感谢浙大的不势利，三十年后仍保留了这尊塑像，为一个迷路的华侨指明了出门的方向。

　　六月初我离开杭州，坐夜车北上北京。小张去车站送我。车第二天一早到北京。朋友开车来接。车驶过长安街，驶过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一直到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北校区新建的留学生楼。北校区紧挨西三环北路，在紫竹桥和花园桥中间，往南近百米是平安大道。

　　北京很大。交通四通八达。然而在京两个月，我很少出校园。一是忙，二北京实在是大。有很多次，我走出校门，站在西三环边上，望着眼前宽阔的马路，以及马路那边同样宽阔的马路。路上方往南往北一座又一座的天桥，桥下风驰电掣来往的车辆，不禁愁思满腹，一筹莫展。心想这座城市真不是给行人住的。

　　还是西安好。

　　学期中间，随学生去西安，坐夜车，次日到西安。观兵马俑，上古城墙，游华清池，登大雁塔。在大雁塔下的礼品店买红鼓一枚。鼓是小鼓，但红得庄重，好看。晚上吃饺子看演出。演的是唐乐唐舞。舞台不大，但辉煌灿烂。我坐在下面看，忘了吃喝，如身照祥云里。杜枚诗写长安的明媚艳丽：“洪河清渭天池濬，太白终南地轴横。祥云辉映汉宫紫，春光绣画秦川明”。我看舞台上千年的长安，心里感动。

　　第二天夜车回北京，想起西安，心里还是感动，给在杭州的小张打电话说：“我刚从长安回来”。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北卡风入林斋〕

上 海 四 十 三 路 公 共 汽 车

好孩子

        从上海师范学院坐四十三路公共汽车最远到南码头站。南码头站是终点站。如果从南码头坐四十三路公共汽车，南码头就是起点站，最远到上海师范学院。但上海师范学院不是终点站。终点站是桂林路站。坐四十三路的人一般都知道，要去上海师范学院，到桂林路终点站下车。

　　桂林路终点站下车，一边是上海师范学院，过马路是桂林公园。每年秋天开学不久，桂林公园里的桂花开了。桂花香很香，一直飘过上海师范学院的围墙，飘进校园里。校园里的学生就闻到桂花香了。

　　桂林公园对面是康健公园。康健公园里有条小河，河上有桥，桥下可以划船。河道狭窄，来往的小船常常头撞着头，尾碰着尾。如果船上是上海师范学院的新生，便惊起一片笑声。康健公园河里可以划船，岸上可以骑驴。去桂林公园的游客，赏完了桂花，如果时间尚早就到康健园里划船或者骑驴。孩子们喜欢骑驴。孩子被大人扶上驴背，坐稳了，公园管理员就牵着驴往前走。驴背上的孩子于是雄顾四周，如在马上。因此，每年秋天，一到周末，四十三路公共汽车上常常是人头攒动，孩子兴奋。

　　上海师范学院旁边有两所专科学校。一所是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另一所是上海纺织专科学校。二十多年前，四十三路公共汽车上很多年轻的乘客胸前，常常可以看到三种校徽。白底红字的那枚是上海师范学院的校徽。熟悉上海师范学院的人都知道，那是郭沫若的手迹。

　　如果从南码头起点坐车到上海师范学院终点，全程票价要两毛。来回四毛。二十年前，一毛五分钱在上海师范学院的西部学生食堂可以买一客红烧狮子头加青菜。所以，一毛五分有时候可以让一个上海师范学院的大学生铤而走险，周末回校时从南码头一直逃票到漕河径终点站。逃票的大学生为了不给学校丢脸，常常把胸前的校徽在上车前悄悄摘下藏在裤子口袋，以便车到终点时，做最坏的打算。宋世敏逃票四年被抓两次。两次都在桂林路终点站。第二次被抓时，离毕业仅二个月。宋世敏睡我对床。写一手好钢笔字。四年四季春夏秋冬，只穿一身蓝卡几中山装。第二次被抓后，罚款五元。回到宿舍，一进门便撕心裂肺叫我一声名字“阿蔡——”。这一声叫，我二十年忘不了。

　　从桂林路终点站坐车到徐家汇票价一毛。如果走一站到田林路上车，票价减半。徐家汇下车，过马路有家饮食店，在地下。店里卖生煎，咖哩牛肉面，夏天供应碗装的生啤。牛肉面一毛五分一碗。如果有两、三毛钱在身，就可以坐车到徐家汇吃碗咖哩牛肉面，然后坐车回校。冬天天冷，两，三个人从终点站一起跟着车跑。四十三路是巨龙车，启动慢，人比车快。到田林路跳上车，过万体馆，一路坐到徐家汇，进店吃碗咖哩牛肉面。然后热腾腾从店里出来，站在风中，踌躇不可一世。

　　四十三路在徐家汇停一停，然后沿着肇嘉滨路一直往南码头方向开。过西霞路，过大木桥，过小木桥，过打浦桥，在斜桥转十八路公共汽车。十八路停上海火车站北站。寒暑假从北站坐火车回南京家里。王依群送我。王依群家在北站附近的会文路。坐火车前一天，跟着王依群先到会文路王依群家住一晚。第二天一早，王依群送我去火车站。早车很早，四、五点钟就起床。冬天早晨风冷。人在风中走，手冷，脖子冷，耳朵最冷。假期结束回上海，王依群在北站接我，然后回会文路，住一晚。第二天再一同坐十八路到斜桥转四十三路回上海师范学院。四年大学，年年如此。

　　王依群是我同班同学，写诗也写小说。诗好，小说也好。我们一起从四十三路终点站跟着车跑一站，到田林路上车，然后一直坐到徐家汇吃碗咖哩牛肉面。吃面的时候，我听王依群谈北岛，顾城，舒婷，杨练，江河，王小妮，王小龙的诗，萨特，加缪的小说，荒诞派的剧本，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的电影。后来学会了抽烟。抽的是“飞马”。抽烟以后，郑耀华也去吃咖哩牛肉面。田林路上车，坐四十三路公共汽车一直到徐家汇。郑耀华是我们的同学，但不同班。郑耀华写小说，写得比上海作家陈村好。于是我们一边抽烟，一边吃牛肉面，一边谈郑耀华的小说。

　　二十年前我们都是现代派和存在主义者。二十年后我还是存在主义者。

　　存在主义者一般不做梦。但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王依群、郑耀华慢慢地从终点站走到田林路。这时候四十三路来了。我们跳上车。沿路上来很多人，车变得很拥挤，转不过身。车到徐家汇，车停了，门却推不开。我转身叫售票员开门，却发现车上空无一人。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卡风入林斋〕

来 自 邪 恶 国 家 的 电 影
·好孩子

【作者按】　下面这篇短文是去年三月给国内的一家报纸写的。文章寄出不久，美国向伊拉克开战。开战一年多，死伤无数，而且战争还在继续。重读这篇短文，原先反战时的乐观情绪已荡然无存。接下来是选举。一年多来，心情一直不好，爱发火，谁选布什跟谁急。

　　９·１１以后，全美各大院校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位于北卡拉罗那州的杜克大学亚非语言和文学系更因为专业的关系而活动频繁。先是系列讲座“ 战争和妇女”，探讨中东地区妇女在战争中的生存状况。最近又与电视电影和数码中心、文学系等联手举办为期一个多月的“来自邪恶国家的电影”（Ｒｅｅｌ　Ｅｖｉｌ）影展。

　　影展包括六个国家的六部电影。其中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三个国家被布什政府称为“邪恶轴心国”，另三个国家古巴了利比亚和叙利亚被冠为“流氓国家”。影展自二月二十六起至四月九日结束。

　　六部电影中有伊朗著名导演巴曼·高巴第的《醉马之时》，讲述位于两伊边境科第叙地区一家六个尚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在失去父母之后，为拯救垂死的残疾幼小弟弟，相濡以沫、颠沛挣扎的感人故事。影展另有一九八五年拍摄，由金正日制片的北朝鲜科幻政治讽刺电影《普嘎撒日》，还有反映利比亚二战中抵抗意大利入侵者的《沙漠之狮》，以及古巴轻喜剧电影《可怕的生活》等。

　　正当布什政府紧锣密鼓，磨刀霍霍准备向伊拉克开战之时，这样的影展无疑是种反战姿态。杜克大学作为全美著名院校之一，其影响又自不同凡响。为此ＣＮＮ等电视新闻专门对此作了报导，并采访了亚非语言和文学系主任库柯教授。当ＣＮＮ主持人询问库柯教授此影展的目的时，库柯教授回答：“我们的目的是教育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电影了解那些被称为邪恶国家里的人民的痛苦，挣扎和快乐。”

　　二月二十六晚八点，西校园学生活动中心电影院首映《醉马之时》。出生伊朗，现为杜克大学文学系助理教授的嫫达黑德作了简短介绍。近二百名师生观看了电影。

　　这是一次自发的大学教授的反战活动。但这次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反战本身。第一，它充份体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绝不是维护一国之利，而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为指归；第二，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必须是独立的，自主的和参与的；第三，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教授们必须认清自己的责任和角色，并勇于承担这样的责任，扮演这样的角色；最后，教育是件快乐的事。

　　作为主办人之一的库科教授是个快乐的爱打扮的伊斯兰文学女专家，也是我的同事和上司。我为有这样的同事和领导感到自豪。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三日于北卡风入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