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Z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hhz.blogbus.com/logs/277116.html

谈 萨 义 德 的 《知 识 分 子 论》

好孩子

　　一九九三年，萨义德受邀为久享声名的英国广播公司瑞斯系列讲座（Reith Lectures）作了一轮关于知识分子的演讲。演讲每周一次，一次半小时，共六周。次年，演讲成书出版，题为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九七年，该书由台湾学者单德兴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中文标题为《知识分子论》。二零零二年，译本由三联出版社在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同年夏天我回国探亲，在上海季风书店购得此书带回美国，但一直没有看。

　　去年秋季开学不久，一次系里开会，一位与萨义德家颇熟的教印度语和印度舞蹈的同事在会上宣布：“昨晚接到萨义德家的电话，说萨义德去世了。” 举座愕然。又过了几天，学校文学系、英语系和亚非语言文学系等召开了一次小型纪念会，我没去参加，因为一直到他去世，我连他的一本著作也没读过，去了也听不懂。

　　最近，我将《知识分子论》翻出来读。又从网上购得《萨义德读本》、《东方学》以及《知识分子论》的英文原版，并从学校图书馆借得所有萨义德的演讲和访问录像，算是补了一些课。

　　《知识分子论》可算是萨义德对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生人文精神追求的回顾，也是他对知识分子在当今世界角色思考的总结。全书六章：“知识分子的代表”，“为民族与传统设限”，“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 “专业人士与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总是失败的诸神”。其中“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专业人士与业余者”和“总是失败的诸神”三章可说是萨义德的夫子自况。

　　萨义德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接受英国式中小学教育。上世纪五十年代赴美，先就读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１９５７年）；后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获硕士（１９６０年）及博士（１９６４年）学位。１９６３年起即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直到去世。

　　萨义德是当今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出书二十多本。他以《东方学：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１９７８）闻名于世，为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开通了道路。二十多年来，萨义德除了写书教学以外，积极投入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谴责以色列、美国等强权势力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和污蔑，为巴勒斯坦人的遭遇鸣不平，并以学者身份担任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议员达十四年之久。这些学术和政治活动使萨义德成为当今——尤其是在美国（与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一样）——倍受争议的人物，同时也为他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经验基础。

　　以下是从《知识分子论》里摘录的一些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以及他所引用的一些别人的观点。除个别词句以外，用的大多是单德兴先生的翻译。单先生的翻译严谨、周到、通畅。书后另有单先生一九九七年八月在哥大对萨义德的个人采访附录，可供参考。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outsider, '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

　　“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那些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成见（stereotypes） 及简约化分类（reductive categories）”；

　　“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如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的公开表现莫过于见风使舵，噤若寒蝉，爱国大话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变节”；

　　“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种族的和性别的特权意识”；

　　“知识分子没有定则可以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对于真正的世俗知识分子（the true secular intellectual） 而言，也没有任何神祗可以崇拜并获得坚定不变的指引”；

　　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na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人”；

　　“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和自由”；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

　　“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

　　“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

　　“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

　　“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 “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却非玩世不恭（cynical）”；

　　“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定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或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的惊人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 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的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

　　“对于世俗知识分子而言，那些神祗总是失败”。

　　以上摘录的只是《知识分子论》里的一部分言论。这些言论有些似乎是常识，有些则是萨义德自己的感受和见解。我这样不厌其烦地抄录如上，一方面是想给自己也给那些关心知识分子问题的朋友提供复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萨义德这位身体力行的当代知识分子，怕他的声音因他的去世而从此消失。

　　对我来说，萨义德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第一是他那样有力并成功地把中东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现实状况引入西方话语，打开了长期以来自成一体的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话语系统的缺口，纠正、丰富和扩展了西方对中东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萨义德的“东方”主要是指中东，并不包括东亚，尤其是中国。第二是萨义德身体力行地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以及可能面临的困境。

　　萨义德举止优雅，博学多才，音乐造诣精深，弹一手好钢琴，并长期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写音乐专栏，晚年身罹白血病，频繁进出医院，但仍著作不辍。自觉大限将至，著回忆录《不合时宜》（Out of Place）。

〔二零零四年五月四日于北卡风入林斋〕